中国的学术史，大抵是一部纠错勘误史。因为学术本身自带纠错勘误的职能与功能，所以，学术也可以说是在纠错中前行。
王国维被公认为严谨的大学问家，钱穆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曾购得朱石曾《竹书纪年存真》，“取以校王静庵所校本，乃知王校多误”。
钱锺书的《管锥编》也是名作，但在审稿中责编周振甫对原稿多有改正。钱锺书在赠周振甫的这本书里写道：“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道兄雠勘得免于舛错，拜赐多矣。”
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称清代三大历史考证著作，其重要内容之一都是考辨重要史实，指出前人的错讹。
杨守敬一生致力于旧称與地学的古地理学，他曾说自己的著作《晦明轩稿》大抵是一部辨误之作，“余寻绎有年，颇有异同，其所辩驳，大抵当世魁硕”。罗振玉说杨的古地理学为清四绝学之一，“纠正全、戴、赵三家之失，创获真谛，可与王（念孙、引之父子）、段（玉裁）之小学、李壬叔（善兰）之数学，同为千古绝业”。张舜徽说杨守敬一生“精力所瘁，尤在《水经注释》一书，举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诸家谬误，摧陷廓清，无所于让”。（《清人文集别录》第529页）
展开剩余51%今人石泉做古代荆楚地理新研，就是对前人在荆楚有关地望问题的错认进行返本探源的辨析和重新考定。他甚至指出今本《水经注》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经过几个世纪层层造成的散乱残佚，有许多失真失误。这样的探讨和纠错无疑是有意义的。
其实，不少名家也会自己不断勘误、修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经典著作，从最早的北大油印本到北京师范高等学堂铅印本，再到北新书局正式出版，至1935年6月，《史略》印行了第十版，几乎每次都有作者本人的个别改订，改订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书中错的或不妥之处进行修正。鲁迅逝世后，《中国小说史略》北新第十版才成为定本。
再如钱穆本人的著作《国史大纲》出版后，缪凤林“独举余书误引出处十余事”。再版时，钱氏干脆将缪文附载书末，后来出新版，又将缪氏所指一一改正。书有错，贵在改。改了就是进步，就是前行。
如今许多著作之所以要修订出版，如同鲁迅的著作一样，其中一个缘故便是作者本人需要改正原书的讹误。余光中2010年对自己1957年出版的《老人与海》译本进行修订，坦言“每页少则十处，多则二十多处，全书所改，当在一千处以上”，这个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些改的地方大多数是译得有问题的地方。
曾有一句话是“无错不成书”。无可讳言，这其实正是学术和出版的本质特征之一。这里不包括那些有意的造假、恶意的制错。
差错与失败一样，在学术发展史中都有重要的价值，不可或缺。发现前人、时贤和自己的讹误，既是治学的基本功，也是学者成长基本功的磨刀石。
文/王建辉
编辑/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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